从“德企之乡”太仓看中德经济联系和隐忧
中国太仓——德国和中国国旗在林荫大道两旁迎风飘扬。工人们正在建设一个购物和酒店项目，它们将拥有在巴伐利亚或德国黑森林等地更常见的半木结构建筑风格。附近一家餐厅供应图林根烤香肠、炸猪肉香肠和大量德式酸泡菜。
工业城市太仓位于上海西北，距上海只有一小时多一点的车程。在建项目附近还有埃尔温·格柏(Erwin Gerber)的面包店，饥肠辘辘的顾客可以在店里买到按照巴登—符腾堡州的做法烤的乡村酸面包或椒盐卷饼。
“德国找得到的东西，”格柏说，“都能在我的面包店里找到。”
太仓是世界第二大和第四大经济体之间深厚联系的缩影。这座中国城市与德国的工业中心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以至于有些人称其为“小士瓦本”(Little Swabia)，因为太仓许多工厂老板的家乡在德国士瓦本地区。
但这种关系也引发了人们对德国已过度依赖中国的担忧。对拜登总统来说，这种依赖可能是个特别棘手的问题，他已把在贸易和地缘政治上孤立北京作为他对华总体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
去年12月，德国在欧盟与中国达成初步投资保护协定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尽管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反对该协定。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为协定做辩护，称其对帮助欧洲企业在中国获得更多利益来说是必要的。今年1月，默克尔暗示，她不想让德国在新冷战中选边站，她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说，“我不赞成形成国家集团。”
考虑到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默克尔的立场可能会对整个欧洲产生广泛影响。“就影响而言，德国的倾向很重要，”布鲁塞尔的俄罗斯—欧洲—亚洲研究中心(Center for Russia Europe Asia Studies)主任方娴雅(Theresa Fallon)说。
未来几个月，德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其选择立场。与中国的投资协议仍需获得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批准，但议会中许多人对协议持反对态度。
德国在今年6月初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也可能面临压力。七国集团还包括法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日本。拜登希望加强在过去四年里不受前任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重视的七国集团。
“我们对在野蛮镇压少数民族问题上做出的含糊承诺不满，”欧洲议会成员、绿党(Green Party)外交政策事务发言人莱因哈德·比蒂科夫(Reinhard Bütikofer)说。
就连德国主要的商业团体也呼吁中国对批评做出回应，虽然该团体通常支持默克尔的立场。
“新疆的人权状况，以及香港的政治情况，使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紧张起来，”有很大影响力的德国工业联合会(German Federation of Industries)总干事约阿希姆·朗(Joachim Lang)说。“让国际社会更清楚地了解当地情况，并对这些指控作出回应，应该符合中国自身的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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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拒绝这些批评，称其为干涉中国内政。在中国的欧洲公司说，他们避免使用新疆的强迫劳工。
德国从它与中国的关系中受益，尤其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并成为德国许多公司的主要市场。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去年在中国的销量是在美国的三倍。
但也有德国人担心，中国带来的发财机会即将结束。中国加大了在精密机械领域与德企的竞争，或直接进行收购。太仓的一些德国企业高管说，他们培训出来的当地管理人员已经离开德企，去成立竞争对手。
德国拥有的工厂生产的精密机械，是许多中国制造商维持运转所需的。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 Foundation)最近的一项研究警告，如果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产业自主化，它将不再需要这些德国工厂。
“这将不再是一种双赢情况，”德国机械工程工业协会（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dustry Association，德文首字母简称VDMA）的外国市场主管乌尔里希·阿克曼(Ulrich Ackermann)说。该协会为上述基金会的研究提供了资金。
太仓的大多数德企都是中小型制造商，生产有特殊市场定位的工业产品，即德文所谓的“Mittelstand”公司，它们是德国经济的支柱。
德企来太仓扎根的种子是1985年播下的。那年，一家德国钢丝弹簧制造商的董事总经理汉斯—约赫姆·斯坦姆(Hans-Jochem Steim)来中国寻找建厂的地方。当时的太仓比几个小村子加起来大不了多少，距离上海当时唯一的商业机场只有很短的车程，这里的小城镇气氛让斯坦姆想起公司总部所在的士瓦本施兰贝格镇。
斯坦姆的克恩—里伯斯公司(Kern-Libers)是第一个在太仓落户的德国制造商，太仓现已有350多家德国公司，吸引它们的是廉价的房地产、附近的机场，以及与他们同心协力的当地官员。斯坦姆曾鼓励自己的长期供应商跟随他来太仓建厂。
“首批来这里投资的20家德国企业差不多都是他的朋友，”克恩—里伯斯中国业务首席执行官张臻伟说。
最早的投资者包括TOX Pressotechnik，该公司制造将金属片连接起来的机器，用于制造汽车顶蓬、底盘和其他部件。虽然大公司往往选择在人口集中的地方建厂，但“作为一家小型企业，我们选择了太仓”，苏珊娜·埃伯哈特(Susanne Eberhardt)说，她是拥有这家企业的家族的成员。该公司总部位于德国南部的魏恩加滕。
TOX雇来的中国员工与德国人很合得来。“中国人散发着活力和乐观情绪，”埃伯哈特说。“可以感觉到中国处于某种重大进展的边缘，他们对自己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感到极为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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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把当地的管理人员培训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如今的太仓有德国有的所有东西，只是没有大量的德国人。格柏面包店里的绝大多数顾客是中国人。店里为数不多的外籍人士大都住在上海，那里有他们的孩子可上的德语学校。
太仓的德国企业通常没有大到足以引起中央政府注意的程度。几家公司的人说，他们没有感受到需要与中方分享技术和商业秘密的压力，这是在中国投资的大型外国企业经常抱怨的问题。
“如果你不触及政治敏感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友好的环境，”太仓德国中心的董事总经理马悌思(Matthias Müller)说。
德国投资者帮助把太仓变成了一个拥有近100万人口的城市。曾经骑自行车上班的工人现在开车上班了。
2004年，当克劳斯·格拉赫(Klaus Gerlach)在太仓为德国食品和饮料机械制造商克朗斯(Krones)建厂时，“我们的停车场里只有一辆车，是我的，”他说。“如今，停车场里停满了车。”
这种增长的不利方面是，太仓和中国各地的工业城镇一样，也面临着蓝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如果不给工人加薪、提高其他福利的话，他们常常会频繁跳槽。
克恩—里伯斯把付给入门员工的月薪定在5000元人民币，是20世纪90年代的16倍以上。张臻伟说，“那时候，我们每月发300元，所有人都很高兴。现在我们每月发5000元，他们还不太高兴。”
德国企业表示，他们在中国仍有增长空间。他们说，政府的打击目标不是他们，因为他们在中国生产，雇的主要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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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龙(Chiron)是一家生产汽车制造商和航空航天行业所需机床的制造商，在太仓有工厂，凯龙首席财务官凡妮莎·海尔温(Vanessa Hellwing)说，中国经济在大流行病后的迅速复苏，帮助弥补了其他地区销售额下滑对企业的影响。
欧洲仍然是凯龙最大的市场，海尔温说，但“最重要的增长市场是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