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周四，拜登在就美中竞争以及他与习近平的关系所做的冗长繁复的回答最后说，习近平“骨子里没有一丁点的民主”，并对美国最紧迫的挑战之一做出了透彻的评估。

“这是21世纪的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他在就任总统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我们必须证明民主是可行的。”

拜登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跟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一样，都相信在复杂的现代世界里，“专制是未来的潮流，民主无法发挥作用”。

拜登似乎主张，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最大的任务之一，是向一个对民主抱有怀疑的世界重新证明，美国民主及其民主资本主义模式仍然有效，而且它优于习近平在世界各地试图扩大中国影响力的同时在国内强制实施的截然不同的制度。

对于上任不足10周的总统来说，称美国在全球面临中国模式的斗争，具有显而易见的政治好处。能够将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团结在一起的几个议题当中就包括与北京正面竞争的需要。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Dan Sullivan)周一说，中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们从许多方面认识到，我们现在终于意识到了这个挑战，”他本周在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说。“我认为这是两党的觉醒。”

拜登的助手们表示，他对中国挑战的看法不只是在外交政策上。他有意充分利用人们对北京野心的恐惧，在下周公开其基础设施计划。

该计划将会投入数千亿美元用于中国人也在大举投资的技术和项目上，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和5G网络，以及电动汽车和合成生物技术的重大突破。

周五，拜登表示，他向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建议，西方主要的民主国家应齐心协力，对抗中国在世界各地加强贸易路线建设的雄心勃勃的努力，即“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投资亚非欧的港口、铁路、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该项目是中国对其经济轨道上的国家施加影响的主要手段之一。

“我们谈到了中国，以及他们在“一带一路”倡议中面临的竞争，”拜登说。“我建议，从根本上说，我们应该有一个类似的、来自民主国家的倡议，帮助世界各地的那些社区。”

拜登的清单与习近平的“中国制造2025”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制造2025”于六年前首次宣布，该倡议是为了让中国在关键技术上基本摆脱对西方的依赖。

拜登的基础设施和供应链计划的核心是确保西方国家不依赖中国的技术，这一努力部分始于特朗普时代。这场战役从针对下一代通信网络的制造商华为开始，但现在已经发展到担心像TikTok这样的中国应用程序可能成为攻击美国基础设施的途径。

拜登在预告他的观点时说：“中国的投资远远超越了我们，因为他们的计划是拥有那个未来。”

这是一种久经考验的方法：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总统利用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Sputnik 1)的发射，激发了一场军事和民用太空竞赛，而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延续了这一方法，将目标设定为登月。

十年前，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呼吁公共投资的“斯普特尼克时刻”，也是以中国作为推动力，但没有达到效果。

然而，尽管各方对中国的挑战意见一致，但拜登的政治策略是否会奏效远未可知。

共和党人既反对拜登计划中的巨额政府支出，也反对它将造成的庞大债务。这似乎注定要重演1980年代关于美国的一项联邦“产业政策”（将纳税人的钱直接投入到美国认为必须保持领先地位的技术中，从而创造竞争优势）究竟是可行的，还是只是扼杀了硅谷创新的争论。

无论如何，拜登正在用与前任截然不同的方式来描述美国当前面临的竞争。“听着，我向你们预言，”他说，“你们子女或孙辈的博士论文将会研究这个问题：究竟是谁成功了，专制还是民主？因为这才是关键所在，而不仅仅是中国。”

最值得注意的是缺少了什么。他没有谈论美国的“例外主义”，只是做出了短期保证，“在我任内”，中国不会实现“成为世界最领先的国家、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和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这个总体目标。

拜登还小心翼翼地避免与冷战作类比；事实上，他指出，现在并不存在意识形态竞赛。（“俄罗斯不再谈论共产主义了，”他指出。）他一直说，他将与对手合作，周五，他邀请习近平和普京参加他在4月主办的虚拟气候峰会。他说的是竞争，而不是遏制。

从芯片到国家的价值观，拜登说，“我看到与中国的激烈竞争”。他还说，国家价值观是他与习近平两小时对话的重点。他说，这意味着要回击中国在香港剥夺权利的做法或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严厉镇压。

“当一个总统像上任总统那样放弃这件事的时候，”他挖苦前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就是我们开始在世界各地失去合法性的时候。”

不过，拜登讨论两个规模相似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公开竞争，对美国总统来说是一个重大变化。

25年前，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说（尤其在他访问北京期间经常提起），互联网的到来将迫使中国接受更多美式民主。显然，这并没有奏效。

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强调中美利益重叠的领域（反恐和朝鲜是他提到最多的两个领域），但从未将中国视为技术上平起平坐的国家。奥巴马总是说，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并且承认，即使美国想遏制中国也无法做到，所以尝试遏制中国是愚蠢的。

特朗普花了三年时间征收关税，坚称他会与中国达成本世纪最重要的协议，还用了一年时间严厉指责中国是新冠病毒的输出国，他当时的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坚称，随着时间的推移，共产党会垮台。

现在，拜登的团队表示，他们正在制定一项更多围绕竞争而不是遏制的战略。

“我不认为中国的使命是向国外输出它的模式，并破坏国外的民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布什政府时期负责中国事务的国务院前官员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说。“但我确实认为，他们的使命是捍卫他们的模式，使其免受批评，捍卫一党专制统治。”

柯庆生本周在《外交事务》发表文章题为《不会有新冷战》，认为美国的盟友“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不可能采取完全敌对的政策”，美国的优势在于，它的盟友和伙伴都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技术强国。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J·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本周访问布鲁塞尔时似乎承认了这一点。他向欧洲人保证，他不会强迫他们做出“我们还是他们的选择”。

拜登阵营的盘算似乎是，把盟友团结在一起，比确保每个国家都摆脱对中国技术或投资的依赖更重要。

正如布林肯指出的，随着中国猛烈抨击那些批评其在国内、南海或台湾行为的人，问题将会出现。“当我们中的一个国家受到胁迫时，”他说，“我们应该以盟友的身份作出回应，通过确保我们的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努力减少我们的脆弱性。”这听起来很像在创建对立阵营。